‘K’
关于克拉克爵士的一切都无法预测。
安东尼 • 鲍威尔（Anthony Powell），
论《森林的另一边》（Another Part of the Wood）
1934年3月25日，星期天中午12点，乔治五世（George V）和玛丽女王（Queen Mary）登上了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的台阶，这是第一次在位君主到访美术馆。这次到访表面上是为了参观美术馆的绘画收藏，但真正目的是为了见30岁的新馆长肯尼斯 • 克拉克（Kenneth Clark）。美术馆的理事们被礼貌地告知不要去打扰他们的周末——不需要他们到场；国王只希望见这位馆长。克拉克刚上任三个月，除了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的皇室家族，他的委任得到了普遍的赞同。早在两年前，皇家图书管理员欧文 • 莫斯黑德（Owen Morshead）就告诉国王和女王，克拉克将是填补国王收藏鉴赏人空缺的最佳人选。但克拉克既不想要这份工作，同时也感觉自己没办法同时兼顾国家美术馆馆长一职的繁重事务。现年69岁的国王一反常态，决定直接出面，到特拉法加广场邀请这个年轻人为他工作。他认定克拉克就是他想要的人，他的侍臣们失败了，他会亲自去说服他。这一次会面很成功，尽管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一起却很开心。克拉克后来描述说，就在强调了透纳（Turner）疯了之后，国王“停下来，转向我说”：
“你为什么不来为我工作呢?”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工作做好。”
国王仁慈地怒哼了一声：“到底有什么事需要做？”
“阁下，这些画都需要被很好地照看。”
“它们没什么问题。”
“而且人们会写信询问有关这些画的信息。”
“不用回答他们。我希望你接受我的这份工作。”
没有任何其他记录显示乔治五世做出过这样的努力——例如，他从来没有造访过唐宁街——更不用说为了一位年仅30岁的美学家，而这位美学家的兴趣与这位粗鲁、喜欢猎雉、平庸的“水手国王”的兴趣相距甚远。国王为什么对肯尼斯 • 克拉克如此热切？在这之前，克拉克已经对一系列卓越的长者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他们似乎都很坚信是自己发现了他：包括克拉克在温切斯特公学的校长蒙塔古 • 伦德尔（Montague Rendall），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Oxford）的管理人查尔斯 • 贝尔（C • F • Bell），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院长莫里斯 • 鲍勒（Maurice Bowra），世界上最著名的鉴赏家贝尔纳德 • 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以及国家美术馆主席菲利普 • 萨苏恩爵士（Philip Sassoon）。克拉克是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一代优秀本科生中的Wunderkind（神童），每个人从一开始就看到他会在未来取得伟大的成就（这往往是导致一个人晚年生活倦怠的原因）。在克拉克的故事里，智慧、魅力和人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并不是唯一拥有这些特质的人。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艺术的专注和全身心的投入，而在那个时代——艺术家除外——这是一种独特的品质。同时，他将这种对艺术的沉浸与其非同一般的综合分析能力相结合，以一种灵活且能将思想与感情融合起来的散文风格表达出来。
克拉克在早年就拥有了一种对美的作品的感知力：“从我记事开始，大约七岁左右，某些词语、声音或者形式的组合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特殊的愉悦，这跟其他的经历感受不一样。” 他将其称之为“奇异的天分”，并对他朋友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它，我就只会是个默默无闻、胆小怕事的花花公子。” 这种对艺术充分的炽爱支撑着他，在他自传中一个很典型的戏谑而又自我揭露的段落里，他提到：“对艺术作品的强烈的、包容的态度就像一家舒适的瑞士银行…我从不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这种近乎疯狂的自信一直持续到几年前，奇特的是有很多人都接受我的判断。我的一生都是一场无伤大雅的自信把戏。” 青春的自信之后是对年龄的怀疑。
任何第一次见到克拉克的人都会察觉到他充满自我怀疑的特质。大多数人都对他感到恐惧，害怕被他冷落，这种态度让克拉克自己也感到困惑，他总是不同于他所被认为的一种人。另一种人。坊间的传说一直伴随着他成长——“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超自然的温文尔雅”，“ 微妙地介于羞怯和不屑之间”，“宁静的无情”，“他衡量人，再展现出适量的魅力”——这都是关于克拉克的各种看法。大多数描述都是关于他孤独和受保护的童年。他的内向让很多人觉得他没有“雷达”，或者说对他人的感受不太了解；他可能会显得自我陶醉，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伤害到别人。然而，那些为他工作过的人——厨师和秘书们都喜欢他——发现他很随和，甚至很亲切。一个是私人的克拉克，一个是公共的克拉克；前者风趣热情，后者则正式严肃。
正如安东尼 • 鲍威尔所言，克拉克的一切都令人惊讶——他可能增加了一些矛盾和悖论：喜欢行动的作家，众人皆知的学者，住在城堡里的社会主义者，蔑视体制的委员会成员，让人感觉高傲但不知疲惫的自嘲者，害羞但喜欢怪物的人，讨厌对抗但又“无情”的人，认为自己是失败者的杰出成功人士，热爱柠檬水和冰淇淋的官员。这位难以捉摸的自然的表演者有着高度情绪化的一面，他会在艺术作品前哭泣，受精神与宗教体验的影响。和其他人一样了解他的格雷厄姆 • 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在战争期间曾住在克拉克家里，他说：“K明显是一个分裂的人…是我所有朋友当中最复杂的一位。” 这一切的背后是克拉克对于独立的狂热，除了艺术家以外，他从不希望自己被认为与任何一个群体相关联。据一位知情人士说，“他害怕受到污染。”
有很多种对肯尼斯 • 克拉克的描述：美术馆馆长、朝臣、社会的宠儿、达 • 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专家、行动派、战争时期的公关、想要成为沉思的学者、讲师和记者、管理者和教授、显赫的电视人和表演者、公共知识分子、非学术的艺术史家、收藏家、赞助人、委员会的人、保护主义者、忠于家庭的人和情人——克拉克就是这些角色的总和。他的小儿子科林在描述克拉克的人生历程时，认为父母、学业、妻子、孩子和艺术都像有趣的风景一样流逝，而他的父亲“可能直到28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星球上还有其他人类的存在”。 无论世俗与否，克拉克都期望进入董事会，期待着女人爱上他。对他来说，在没有拥有过电视机的情况下就被任命为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董事会主席，这并不奇怪。
源于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精神的对公共服务的渴望，影响了克拉克的一生；一种精英阶层通过无偿公共事业来证明自身地位的信念。克拉克地位的特殊性是他将创意和学术世界与那些有权利和影响力的人连接了起来。早在1959年，《星期天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就认为，“如果不提及肯尼斯 • 麦肯齐 • 克拉克爵士，就很难写出完整具有权威的20世纪英国历史。”克拉克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除了广播之外，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证据就在如伯恩茅斯（Bournemouth）（独立广播局，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和英国国家档案馆（Kew）（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等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中。在这些档案里能找到让人惊讶的结果：克拉克帮助建立和指导了今天人们已熟知的艺术机构：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独立电视台、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和无数其他机构。人们都认为克拉克的书面指令各处所见：“K • 克拉克对此不以为然”是辩论中的致命一击。 他在委员会里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对文件格外仔细的阅读、对选项的敏锐分析和深思熟虑的回应。他很少第一个发言，总是等着别人问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通常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想知道克拉克怎么想。而他的想法总是不可预测，在写这本传记时，我就发现很难确定克拉克对任何问题的看法。安妮塔 • 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写道“他最非凡的成就也许正是其观点不可动摇的公正性”。 然而，克拉克回首往事时很少会感到满意，他甚至对自己在参与过的机构和董事会中所做出的贡献感到失望，除了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可以肯定的是，克拉克从来没在人、事和机构上浪费过一分钟。对于时间，他格外自律。所有的事情都有时间安排，哪怕是友情和爱情。他是个善于脱身的大师。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写作，而他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大师。如果他的书至今仍有人读，那多半是因为阅读那些用美丽语言描述的艺术所带来的乐趣。 在他不参与公共生活的宝贵时间里，书籍、讲座、散文和信件会从他的笔头涌出。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克拉克总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孤独的人；他小时候就练就了演讲技巧，在乡间小路上自言自语。但他需要听众；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能使任何课题变得有趣。在他不向公众演讲时，他的听众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克拉克总是与女性相处总是最自在。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一个女人分享他的兴趣爱好，第一个是他的妻子简（Jane）。她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喜怒无常、活泼、豁达、慷慨、聪明、轻率、具有破坏性、迷人、可悲而华丽。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描述能够完全描述简，克拉克需要她就像常春藤需要橡木一样。她把自己不同寻常的同情心用在了每个人身上，从玛戈 • 芳廷（Margot Fonteyn）到桑德林车站的搬运工，而在家里，她又表现出一种能量惊人的如泼妇般的愤怒。简是了解克拉克的关键——她支持他，也迫害他，这种循环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模式。克拉克和女人不可分割——她们让他着迷，他的后半生也因为一连串的amitiés amoureuses（暧昧情谊）而变得异常复杂。但简是他一生中最心爱的人，尽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可能显得很奇怪。
克拉克最尖锐的批评者来自他自己的职业领域。正如《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所指出的：“在极少数的一群人当中，嘲笑克拉克的生活方式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他住在城堡的事实和他无法融入专业艺术史的圈子，都让他成为了一个不可抗拒的目标。除了恩斯特 • 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和约翰 • 波普-轩尼诗（John Pope-Hennessy）等显著的例外，从1960年代开始，他的专业同行越发将他视为一个非学术的电视主持人和文学人物。而他曾将他们的学术琐事比作是编织，这确实也没有给他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但对于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以外的世界来说，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中庸之辈，克拉克都代表着一位艺术史家的流行观点。他成了公众眼中艺术和文化的象征。在这方面，克拉克自己的英雄是19世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约翰 • 罗斯金（John Ruskin）。他对罗斯金的感激之深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的许多兴趣都来自于他的影响：哥特复兴、J.M.W 透纳、社会主义，以及艺术评论可以成为文学分支的信念。但最重要的是，罗斯金教会了克拉克，艺术和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克拉克把这个启示带进了20世纪。这是肯尼斯 • 克拉克成就的核心。